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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穆、王淑陶與廣州私立華僑大學

2019年11月27日 15:58   來源:澎湃新聞   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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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陳曉平:錢穆、王淑陶與廣州私立華僑大學

  熟悉錢穆生平的讀書人,都知道他1949年曾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任教,但這所大學位置何在、樣貌如何,可以說沒有人知道。得廣州文保志愿者彭敏明之助,筆者確認廣州華僑大學的舊址,就在廣州海珠區沙園“永泰別墅”。

  錢穆為何屈就華僑大學

  廣州私立華僑大學1948年夏才在廣州成立,籍籍無名,歷史既短,學生素質也參差不齊。錢穆1930年已是北大教授,其著作《國史大綱》被教育部認定為“部定大學用書”。以他的聲望資歷,跑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,真是屈尊俯就、降格相從。當時,廣州有中山大學、嶺南大學兩所名牌大學,此外,廣東國民大學、廣州大學也有較長歷史,錢穆不向這些有基礎的大學求職,偏要跑到新成立的華僑大學,這個奇怪舉動,至今沒有人能給出滿意解釋。

  錢穆在廣州華僑大學時期,結識培正中學教師羅慷烈(羅忼烈),隨后成為終生摯友,按兩人共同學生葉龍的說法,“極可能是唯一的知己”。羅慷烈(1918-2009),廣東合浦(今屬廣西)人,1940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,留校當助教,抗戰勝利后回到廣州,任教培正中學,并在華僑大學兼課。1949年,羅忼烈任教香港培正中學,再轉任羅富國師范學校、香港大學教師。錢、羅兩人都喜愛古典文學,有許多共同話題。更重要的是,錢穆在廣州、香港交往的人物,不是官員、同事就是學生,不免拘束,唯有羅慷烈屬于純粹的朋友,可以無所不談,葉龍的說法有一定道理。在《緬懷錢穆先生》一文中,羅慷烈寫道:

  當年公立大專教授拿的薪金,實際不夠溫飽,而僑大以港幣發薪,水漲船高,十分可愛。校址在廣州市的河南,有宿舍,環境幽靜,但遠離市區,交通也不方便,因此錢先生和我都很少留宿。我在市區本來租有一層小洋房,有客房可以下榻,錢先生出市時常常住在這里;我們晚上喝茶、抽煙、談天、下棋;白天逛書店、游覽廣州的古跡名勝,看望朋友。(葉龍:《錢穆老師寫給慷烈師六十封信讀后》,2014年4月30日《深圳商報》)

  至此,錢穆屈就華僑大學的原因已水落石出。1948年國民黨政權發行金圓券,隨后即急速貶值,拿固定薪水的教師迅速降至赤貧。華僑大學雖然剛剛成立、規模不大、沒有名氣、設施不全,卻有一個誰也比不上的優勢,就是用港幣發薪。金圓券、廣東省紙幣的購買力每天縮水,只有港幣購買力不僅穩定還在升值,這就是羅忼烈所說的“水漲船高,十分可愛”。羅忼烈任教的培正中學,為教會創辦的名校,同樣是用港幣發薪,用這種辦法吸引高水平教師。

  培正中學坐落在廣州東山,這個地區由教會、華僑開發,有小洋樓800多幢,居住環境優越。羅慷烈說他在市區租了一層小洋房,應該也在東山一帶。華僑大學位于河南(今海珠區)相間,交通不便,錢穆每次在市區停留,都住在羅慷烈租用的小洋房。

  王淑陶辦教育百折不回

  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(1907-1991),在今天的大陸寂焉無聞,大概只有一些港澳海外人士還記得他。論起中國華僑教育,他卻是響當當的角色。錢穆居港時期主要住在沙田,跟王淑陶率先在沙田辦學有直接關系。

  王淑陶,廣東中山石岐人,父王詵,字灼三,為清末很有實力的僑商,曾牽頭建設“香洲商埠”(今珠海香洲),于1909年8月14日開業。王淑陶畢業于國立廣東大學(中山大學前身),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及哲學研究。受其父影響,王淑陶對興辦華僑教育一直情有獨鐘。

  王淑陶有感我國華僑高等教育尚付闕如,說動他父親王詵捐出財產二十多萬元,在香港設立華僑學院,呈請港英當局、國民政府教育立案,于1938年秋正式成立,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擔任校董,王淑陶出任院長,設中國文學、商學、新聞學、社會學4個系。這是香港第二所私立大專院校。

  1939年秋,華僑學院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,改名為香港華僑工商學院,停招文學系,增設會計系、土木工程系。1940秋,國民黨CC系曾養甫出任院長,增設化工、機械兩系。1941年底香港淪陷,師生內遷,1943年在廣西柳州河北琴園復校,聘司徒美堂等人為校董,院長翟俊千,王淑陶任常務董事。1944年秋遷四川江津,次年秋再遷重慶,王淑陶復任院長。抗戰勝利,教務長袁稅伯率部分師生返港復校,留川師生將渝校重組為重華學院。1947年春,王淑陶返港,遷校于新界沙田車站附近一座“八角樓”(何東樓),并添置宿舍等設施,呈欣欣向榮之態。(1950年《香港華僑工商學院畢業同學錄》)

  廣州私立華僑大學

  工商學院回港復校后不久,王淑陶萌發了創辦華僑大學的念頭。他把校務交給教務長袁稅伯,本人一直在南京、上海一帶活動,游說教育部,終于得到批準,于1947年成立改設大學籌備處。

  6月9日,《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校刊》發布“本院籌備就緒改大”消息,稱:“本院以華僑子弟來學者日眾,而每年畢業生又盡為各地僑胞爭先羅致,供不應求,加之本院素以分擔世界學術研究、發揚祖國文化為己任,若只以工商兩院作育人材,實感未足以應需求,乃決定增設文學院,擴充為華僑大學。自去年成立籌備處以來,各項計劃均以次第完成,校址亦擇定深圳羅湖……本年暑假,文、工、商三院將同時招生。”

  王淑陶最初的計劃是將校址設在深圳羅湖,可能是考慮到沙田、羅湖相距甚近,便于管理,一些教師可在兩邊上課。籌備處向廣東省財政廳申請,要求借撥深圳又生公司原址以籌建校舍,可惜這個如意算盤落了空。財政廳引據《清查各縣市公有款產規則》第十六條“縣市管有之一切公產,除公用外,應以獲得最大收益之方法利用之”,稱“現香港華僑工商學院,既非國立、省立,撥借公產為私立學校使用,核與規則不符”。(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財政廳檔案)被財政廳拒絕后,王淑陶決定將校址設在廣州。

  私立華僑大學設于廣州河南沙園,1948年夏秋開始招生,計劃招生人數:文學院150名,工學院80名,商學院150名。(1948年7月22日《廣東商報》)

  刊登于1948年8月19日《廣東商報》的招生廣告,言明報名時間“自即日起至月廿五日”,考試時間為8月26日,借用中山大學附中(今廣東省實驗中學校園)進行入學考試。廣告注明,校址在“河南鳳凰崗沙園(梅園附近),上課時校車直達”。9月16日,招生考試放榜,17日開始一連三天為新生注冊日期。9月24日,華僑大學介紹教授陣容,特地指出“并聘定錢穆教授,南來講學”。(1948年9月24日《廣東商報》)由此推測,王淑陶這個時候已通過唐君毅與錢穆聯系,并得到某種承諾。

  據1949年第一期《華僑大學校刊》記載,校長王淑陶,校務秘書趙冰(香港大律師),教務長岑麟祥(語言學家、原中山大學教授),訓導長余文照,教務長戴詩成,文學院院長錢穆,法學院院長曾如柏,工學院院長冼榮熙(代),商學院院長徐佩昆,中文系主任唐君毅,教育系主任謝扶雅,經濟系主任吳文暉,商學系主任李權時,共有教授80余人,可謂陣容鼎盛,濟濟多士。

  校刊為吸引學生報名,將校址附會于廣州古老傳說的“素馨斜”。相傳南漢皇帝劉鋹有一妃子名“素馨”,身后歸葬此處,墳頭遍植廣州名花素馨花,其地遂名為“素馨斜”。其實據文獻記載,“素馨斜”在城西,與河南無涉。撇開附會,此地又確實跟素馨花有關,沙園村隔壁的莊頭村,是廣州著名的素馨花產地。

  華僑大學地處河南腹地,來往市區(河北)較為不便,學校專門為師生開設校車、校船。校車從市區文德路開出直達校門。若搭乘校船,則是先到河南鳳安橋上船,沿馬涌前往,“春水碧波,一舸容輿,夾岸老樹低垂,漁舍錯落,比之荔灣,猶擅清靜,舟行約二十分鐘,抵馬涌橋,平疇芳野,一碧無際,校舍分布于數百畝之廣大郊原間,大小十余座,樓宇巍峨,莊嚴偉麗,洵勝地也!”

  學校建筑,據校刊介紹,除總辦事處外,有禮堂、文學院法學院辦公樓、工學院商學院辦公樓、圖書館,學生宿舍有綺園、端園、白屋等。圖書館為一座“二十余井寬三層洋樓”。

  盡管第一期校刊有這么多文字描述,并不能從中確定華僑大學的精確位置。近日,筆者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參觀“百年僑刊·集體家書——廣東僑刊鄉訊創刊110周年文獻展”,得以翻拍到華僑大學第二期校刊,上面有兩張照片。

  廣州知名文保志愿者彭敏明看到我翻拍的照片,脫口而出:“哇,永泰別墅舊照!”彭小姐對廣州老建筑了如指掌,眼神犀利,令人佩服。永泰別墅在廣州文保圈有很高的知名度。2003年,廣州市啟動第四次文物普查,在市委、市政府直接領導下,市委宣傳部撥出專款,成立各級普查領導機構,以街、鎮、村以文化站為中心,歷時三年,出動2000多人,獲得文物新線索3000多條。2008年3月出版的《廣州市文物普查匯編·海珠區卷》,首次正式披露了海珠區沙園的民國建筑“永泰別墅”。據該書稱,永泰別墅位于沙園大街,建于20世紀40年代,香港永泰正十字油公司所建,后歸軍閥李福林所有,其母曾住在該處。“永泰別墅”現存紅樓、八角樓兩座,產權歸廣州重型機器廠。紅樓位于今沙園大街37號大院內,八角樓則被隔絕于菩提園小學沙園校區圍墻之中,據說用作學校的教務處。

  從翻拍的照片看,華僑大學圖書館正是現存的永泰別墅紅樓,“學藝中心”則是現存的八角樓,也即華僑大學精華所在的兩座主要建筑,雖有一些改動,仍大體完好,保存至今。

  據港報報道,1950年3月1日,新政權接收了華僑大學,學生被介紹到省立文理學院、法商學院投考插班生,優先錄取。(1950年3月2日《香港工商日報》)至此,廣州私立華僑大學結束了一年多的歷史。

  經此挫折,王淑陶依然不灰心,轉而在澳門重建華僑大學,1950年秋季開始招生。(1950年9月3日香港《華僑日報》)澳門華僑大學也可以說是中國第二個華僑大學。然而限于當時各方面的條件,這所大學據說在維持幾年以后也被迫停歇。

  從“僑大”到香港中文大學

  錢穆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(1950年3月改稱新亞書院),充分利用了華僑大學、華僑工商學院的資源,這一點,他本人從來不說。

  1949年5月27日,廣州《民大日報》(國民大學所辦報紙)報道,“華僑大學下期亦遷香港。”6月7日晚,錢穆、唐君毅由華僑大學主任秘書趙夫婦冰陪同,乘船赴港,在趙家住了幾天,然后遷入沙田華僑工商學院。(唐君毅:《趙蔚文先生二三事》)錢、唐、趙遷港,最初是華僑大學撤退計劃的一部分,即將教職人員歸并到香港華僑工商學院。后來,錢穆只字不提他赴港與僑大的關系。

  學者蘇克勤稱:

  1949年6月7日晚,錢穆、唐君毅與趙冰夫婦等安全抵達香港。……兩天過后,錢穆得與好友張其昀相晤。此時,張其昀告訴錢穆說,他正擬與謝幼偉、崔書琴、吳文暉等在香港籌辦亞洲文商學院,力邀錢穆等人加盟。此時的錢穆,剛剛結束了在大陸的執教生涯,這不但是他后半生在港臺地區漂流之旅的開始,同時也是他人生中的又一個重大的轉折點。其實,錢穆此次從廣州出走香港,實在是迫不得已。在錢穆心中,自己的政見與當時大陸的主流趨向不太吻合,而其學術風格則又與主持臺灣史壇的傅斯年等人相左,大陸、臺灣這兩個地方雖好,但均不是自己理想的容身之地,所以他也就只能暫時屈居于彈丸之地的香港了。(《院士世家:錢穆·錢偉長·錢易》第73頁)

  跟錢穆一起創辦亞洲文商學院的唐君毅、趙冰、謝幼偉、吳文暉,都是王淑陶請來的華僑大學教授。王淑陶還一直給錢穆和唐君毅提供宿舍。8月6日,工商學院沙田老校舍被港府征用,王淑陶安排他們住到華僑中學,并迅速在沙田白田村重置校舍,安排錢、唐兩人于9月14日入住。(《唐君毅日記》上冊第21-23頁)在港辦學初期,錢穆充分地利用了王淑陶各方面的資源。

  1950年冬,新亞書院經費捉襟見肘,錢穆專程赴臺北求助,次日一早由張其昀陪同晉謁蔣介石,蔣垂詢新亞書院事甚詳。不久,“總統府”秘書長王世杰告知,每月由“總統府”資助新亞書院港幣3000元,這個數額足以支撐新亞基本支出。王世杰又告知,萬一香港有變,“政府”派船去港,新亞書院人員可獲準第一批赴臺。(《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》合刊,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51冊,299-301頁)

  世人至此應該明白,新亞書院從創辦、維持以至制定應變計劃,都有蔣介石、張其昀在背后支撐。1954年,新亞書院得到美國方面資助,才不再接受“總統府”撥款。錢穆創辦新亞書院,得到多方助力,把功勞歸于錢穆一人并不公平。除張其昀、王淑陶、唐君毅外,新亞書院總務長張丕介是徐復觀所辦《民主評論》總編輯,對新亞的維持與發展貢獻良多。正如徐復觀所說:“民國卅八年,唐先生來港,與錢賓四、張丕介兩先生,合力創辦新亞書院……他們三個人,真可謂相依為命,缺一不可。今日如果有人想抹煞這段事實,等于抹煞自己的良心。”(《悼唐君毅先生》)

  1956年,華僑工商學院與廣僑、文化、光夏、平正等學校組成聯合書院,王淑陶任第三院院長。1959年,由于港府插手干預,聯合書院校長蔣法賢辭職,接著王淑陶與聯合書院校歌作詞人、中國文學系系主任陳湛銓也一并辭職,兩人重新開辦了華僑工商學院。1963年,聯合書院與崇基學院、新亞書院合并重組為香港中文大學。

  廣州私立華僑大學存續時間不長,如流星劃過夜空,卻是我國第一所華僑大學。1910年,清廷學部尚書唐景崇曾提議籌設南洋華僑大學;1931年,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海外各黨部代表提出議案,擬在廣州設立華僑大學。這兩次動議均未得到實施。王淑陶以一介寒儒,能在1948年逆勢而行,實現近半世紀的夢想,他在華僑教育方面篳路藍縷的開創性功績,理應得到后人銘記。廣州沙園華僑大學舊址,乃是中國華僑教育的一個里程碑,理應得到更多重視。(作者:陳曉平 海外友人詹紅提供王淑陶、香港華僑工商學院部分資料)

【責任編輯:李明陽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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